不久前，有读者提问，您的每一部作品似乎都不包含前言和后记，那么您是如何完成这些著作的呢？
简单自我介绍：
我曾是文革时期的老三届学生，就读于初二年级。随后，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我成为了所谓的“黑五类”。在那段动荡岁月里，我在工厂辛勤劳作了九年，最终晋升至三级工的职位。
1977年，高考得以恢复之际，我投身于本科考试的行列。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我家的政治审查尚未妥善完成。政策，没有被录取。
继1978年首届研究生招考之后，我便顺利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专注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历史研究，我的首任导师是王仲荦先生。
毕业后，我选择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深造。当时，王先生鼓励我拓宽视野，继续学术追求，因此我在1985年成功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有幸跟随谭其骧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历史地理。
若能一生得遇良师，便是莫大的幸事，而我有幸遇见了两位卓越的导师，这份幸运更是难能可贵。
毕业之际，我怀揣着回到北京的愿望，恰逢中国军事科学院招募研究人员，我便应征入伍。
踏入军事科学院的殿堂，与我同桌的乃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少校茅海建。尽管他年纪轻轻，却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他自东海舰队起航，军旅生涯始于斯；1982年，硕士学业圆满完成后，便投身军事科学院的怀抱。相较之下，我尚是一名初入军营的新丁。
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由叶帅所创立，而该院珍藏的瑰宝，正是叶帅昔日精心搜集与保管的战争档案。
茅海建专攻中国近代史，由于工作繁忙，他本人鲜有时间研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应细致地阅读这些材料。
随后，我前往图书馆借阅这些战争档案，阅读之余，我深感震撼，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翻阅档案之际，我亦不时向军事科学院的资深前辈征询意见。一类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资深参谋，另一类则是建国后担任大将或元帅的秘书。他们乐于向我分享诸多精彩故事。
一种是为教育群众所设计的，诸如高中教材、大学中的党史课程等。
此外，还有一种属于纯粹的历史，它深藏于我们的档案深处，亦或通过当事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
目睹了这一切，我下定决心，从此将告别历史地理的领域，转而投身于现代史和军事史的研习之中。
我在1990年最后一次与谭其骧先生相见，那是在他中风前夕的半年，当时他前往中国科学院出席院士增选的会议。
我向他提及在军事科学院所见所闻，谭先生听后情绪激昂，立刻起身叮嘱：“务必将这些见闻详尽记录下来！”
承蒙导师的允准，我便自行调整了专业方向，于军事科学院深耕了长达十五载。
在这段时间里，我主要完成了三部关于解放战争的作品，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我撰写了《北上》一书，记录了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激烈斗争。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审阅了我的作品后，希望我能够拓宽视野，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置于同等地位进行比较研究，并深入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
我写了《1948年的中国》。
写完此书仍觉未尽兴。毕竟，某些话题不宜直白表述，故而在文字上需讲究曲折，在内容上也须有所节制。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所呈现于书中之内容，无不基于事实，其真实性程度将随着社会进步与国家开放度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未来或许需不断进行修订与补充，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今日，我旨在与大家共同探讨“1948年背后的故事”，旨在消除一些常见的误解，并揭示那些真实的历史片段。
历经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战争题材的探讨上已显得相当开放。然而，不论如何放宽尺度，公众心中似乎始终存有一个共识：
我党、我军形象曾由两位极具代表性的角色所塑造，一位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另一位则是《亮剑》里的李云龙。
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
国民党诸多将领均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多有留学经历。每当会议召开，他们身着笔挺的军装，胸前将星熠熠生辉。相较之下，我解放军干部开会时，有的蹲坐在凳子上，有的手握烟袋，形态各异，显得颇为朴素。如此土气十足的共军，却能将国民党打得溃不成军，这其中必然蕴含着至关重要的原因。
在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中，谈及那段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鲜少有人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
胡琏，身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曾在华东战场与粟裕交战数度，并在淮海战役中孤身突出重围。而他所取得的最后一场胜利，便是在金门之战中。
胡琏表示，共产党在战斗中采用的是以人数取胜的战术，往往由众多平民手持手榴弹冲向敌阵，我们怎忍心对他们开火？
我郑重地向大家保证，我对解放战争的史料进行了详尽的查阅，涵盖了众多关键战役的档案资料，然而，我并未发现任何案例表明解放军曾以如此方式作战。
胡琏的此番言论恐有误，鉴于当时我解放军的装备与服装明显劣于国民党军，众多战士甚至难以穿戴上正规的军装。因此，胡琏的这一说法实无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并无根深蒂固的偏见，仍旧能够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审视其战争时期的档案资料。
我有了感觉。蒋介石的形象并非如同我们所阅读的书籍中那般，他并非专横跋扈、固执己见、胸襟狭隘。
我细读了蒋介石的全集，特别是他在与共产党激战数年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与作出的决策。他的想法多正确。
自1948年初，他便敏锐地预见到东北守势难以维持，随即下令卫立煌将东北地区的精锐部队悉数撤回关内。回顾蒋介石彼时的这一决策，无疑显现出其远见卓识—
倘若卫立煌能够及时将六十万大军撤回关内，解放战争的战线和持续时间恐怕仍难以预料。
第二项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即在卫立煌无法坚守之际，蒋介石着手说服傅作义，促使他放弃对北平与天津的坚守，将华北地区五十余万精锐部队撤退至长江以南地区。
傅作义终究未予应允。倘若他遵照蒋介石的指令行事，我军平津战役的战机便无从寻觅，黄河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亦难以被彻底消灭。如此一来，我国或许将陷入南北对峙、分治的局面，如同历史上的南北朝一般。
蒋介石未能实施其两大决策，背后的原因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各派系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卫立煌心中暗忖，蒋介石素来喜将责任转嫁他人，若真出了岔子，届时他恐将把过错推到我身上，那我就糟糕了。
傅作义心想，毕竟我生于华北，那片土地是我的故土，若置身江南，我究竟算个什么角色？作为一方军政要员，怎能不立足于根基之地？
蒋介石的诸多决策因下属间的争执与推卸责任而难以落实，因此他的焦虑与急躁愈发明显。
蒋介石在战略布局上展现出了非凡的预见性。早在1949年2月，他便悄然下达指令，要求上海与南京的官员将上海银行内所有黄金、白银及银元悉数转移至台湾。
自那时起，便着手对舟山机场进行修缮，旨在将大量国民党官员及难民疏散至台湾。
在解放军尚未渡江之际，蒋介石早已预见到这一变化，因此他得以泰然自若地将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运送至台湾。
蒋介石败退大陆。
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
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展开了真枪实弹的激烈较量。
探讨个别战役的胜负，或许偶有偶然之嫌，然而，整场战争的败北却绝非偶然。其中蕴含着诸多必然的因素。这正是我今天希望向各位读者阐述的议题。
在我们的正史记载中，对毛泽东同志的过去，往往达到了一种过度的颂扬与盲目崇拜的地步。
在我国的史册中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与国民党进行了斗争。这是否意味着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便意图与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权？
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逐渐被公之于众，特别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问世，以及《毛泽东传》的出版，这段历史的轮廓已日渐清晰，疑团亦随之消散。
抗战甫告终结，中共并未意图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实则希冀在国民政府中觅得一席之地。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作为我国抗战的指挥者，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尽管共产党当时拥有庞大的人口基础，即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以及一支90万人的军队，与国民党相较，实力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其目的正是与蒋介石商讨，以期达成和平共处的共识。
双十谈判协定规定共产党得到几条。一方是华北五省的主席一职由共产党领导，另一方面，全国军队实行缩编，总兵力降至100个师，共产党得以占据其中的20个师编制。
毛泽东对此结果甚感欣慰，返抵延安后，便向胡乔木及中央领导层透露，蒋介石实则并未真正反共。
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有意愿与国民党携手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曾考虑将中共中央的总部从延安迁移至淮阴，鉴于淮阴与南京相距较近，此举便于召开会议。
蒋介石凭借其二十载的反共经历，对共产党持有坚决的抵制态度。因此，在双十协定的执行之际，国民党不断对共产党施加压力，并源源不断地派遣重兵，从大后方向华北、东北等地进行扩张。
中共当时面临与蒋介石争夺内地的艰巨挑战，然而，东北地区当时尚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国共双方均未在此地建立起稳固的根基。正是凭借这一地理优势，共产党迅速占据了先机，十万雄师奋勇挺进东北。
蒋介石此刻焦虑万分，鉴于东北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蒋介石迫切需要占领此地。为此，他调遣了缅甸远征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由杜聿明率领，奔赴东北战场。
解放军十万雄师挺进东北，林彪所率领的部队汇聚了五湖四海的英才，各根据地的精锐尽在其中。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
国民党方面对四平战役亦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因此，1946年5月展开的四平保卫战，成为了林彪与杜聿明两军将领间展开的首场正面交锋，一场激烈的真枪实弹对决。
当时，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是由各地部队汇聚而成的。林彪抵达那里后，面对陌生的环境与面孔，可谓是匆忙间投入了这场正规的战斗。
国民党进军东北时所宣扬的口号为“收回东北主权”，因此，当这些部队抵达后，士气普遍高昂。然而，在四平之战中，林彪由于武器装备不足、兵源匮乏以及指挥协调不畅，尽管坚守了一个月，最终还是未能幸免于败。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林彪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困顿，军队接连失利，如同山崩般溃败。退守至松花江后，仅剩哈尔滨与北满一带的土地尚在掌握之中。
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面对是否与国民党交战，胡乔木透露，毛泽东经过三天三夜的深思熟虑，最终下定决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选择战斗。
然而，胜败未定，当时在共产党的将领行列中，鲜有人坚信在当时的局势下能够战胜国民党。
当时，李富春与黄克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指出，二战结束后，苏联遭受了巨大创伤，无法立即向我们提供援助。与此同时，获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势力异常强大。经过四平战役，我们必须认识到，凭借当前的实力，我们尚不具备与国民党抗衡的资本。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忍让策略，蓄积力量，并等待国际形势趋于成熟，那时再发起反击。
本报告堪称凝聚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共识的思想精华。
毛泽东在回复中提到，报告中所陈述的情况均为事实，然其中存在一不足之处，即对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估计略显不足。事实上，二战之后的国际进步力量并未减弱，反而在持续上升。若我们坚定地进行斗争，或许能够比选择退让获得更为积极的结果；反之，若缺乏斗争的意志，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收录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及《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中。阅读后，我感到这一论断颇为新颖，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竟然超越共产党，这样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
事实终证明，蒋介石面临的挑战远超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急于扩张地盘，扩充根据地与军队，而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导者，肩负着众多繁重的职责。
首要任务是收复沦陷之地。伪军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广袤区域，国民政府肩负着接收重任。需逐一恢复城市的政权，同时救济沦陷区的民众，处理那些伪军与日本的战犯，并安排数百万人次的日本军人和家属返回故土。国民政府面临的事务繁重而艰巨。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意在提醒我们，不应仅局限于自身所面临的困境，而应认识到蒋介石所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位战略家的深邃远见。
1946年7月，解放战争的战鼓正式擂响。经过三年的激战，国民党军队竟然遭遇了惨痛的失败。
这一过程颇为繁复，然而我们深知，在战争的表面现象之下，必定存在着某些条件。这些条件是共产党能够实现，而国民党却难以达成的。
这些条件是如何演变至更加有利共产党、不利国民党的？
研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以及解放战争的历史，我深感以往得出的结论过于口号化，缺乏深入。国民党被视为代表反动，而我方则象征着正义；民意归心于我们，却远离国民党；在解放区，阳光普照，生机勃勃，而国民党的统治下，却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我的个人研究过程中，我总结出几点关于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首要之点在于，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能够灵活运用兵力，勇于大范围地推进与撤退，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相较之下，国民党军队则时常受到掣肘，虽占有一定优势，却难以实现兵力的有效集中。
何出此言？每当国民党收复一地，便需承担守土重任。例如，攻占沈阳、长春后，需驻留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则需留置一个师；至于县城，至少需保留一个连。随着国民党推进战线、占领地域扩大，其八百万兵力的分布愈发广泛。兵力分散意味着可用于集中作战、支援前线的力量相应减少。
共产党的情况则迥异，毛泽东坚持的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因此，对于失去的领土，他并不介意。
初期的解放战争如同头两个月那般，共产党虽失去106座城市，包括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重要城市，节节败退。然而，即便丢失如此多的领土，我军的兵力损耗却并不大。
自他离去后，民众得以就近躲避，各行其是。即便国民党接管，作为政府，亦不便施行大规模屠杀。我党则可灵活调动兵力，面对不利局面时果断撤退，甚至撤退至何种境地？以下可作一例说明。
在四平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之际，杜聿明指挥大军挥师猛进。与此同时，林彪率领我军全线后撤，直至越过松花江。国民党军队抵达松花江畔，却突然驻足，止步不前。彼时，林彪已做好最恶劣的打算，哈尔滨的放弃已近在咫尺，他率领主力部队深入北满的密林，展开了游击战。
杜聿明抵达松花江畔后停滞不前，蒋介石亦深感忧虑，询问其为何未继续推进。实非不愿战，乃因兵力短缺。仅有一军成功渡江，面对如此广阔的疆域，如何展开战斗？因此，杜聿明不得不暂停攻势。
当时，南满地区由肖华指挥的部队驻守，而国民党所针对的是刘玉章率领的52军。在我军节节败退之下，最终撤至安东。国民党军队目睹了共产党部队跨越鸭绿江大桥，逃往北朝鲜的情景。
国民党的军队难以跨境，毕竟他们是政府军，出国的过程必须遵循外交程序。
众人瞩目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至终南满仅存临江县一隅阵地。彼时，南满部队的后方伤病员悉数避难于北朝鲜。恰逢鸭绿江冰封，共产党军队得以在北朝鲜境内往来无阻，疗伤养体、整备武器，蓄势待发，再度发起攻击。
尽管共产党在初期看似处于绝对弱势，然而国民党真的能够效仿其策略吗？因此，共产党在战争初始阶段展现出极大的机动性，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能撤退到哪里就去哪里，而国民党则受到诸多限制，行动受限。
一年之后，共产党迎来了反攻的时机。尽管蒋介石集结了大量兵力试图与共产党展开决战，却依然未能如愿。共产党得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战场，而蒋介石则陷入了被动。原因在于他的部队遍布全国，每个城市都需要防守。共产党便巧妙地利用了蒋介石部队分散的弱点，集中兵力逐城攻克。
1948年3月粟裕拆开封印，粟裕原计划在陇海线与国民党军进行一场决战，但观察到对方部署了重兵，难以直接交锋。于是，他决定寻找敌方防御薄弱之处发动攻击。
昔时开封乃河南省之省会，仅以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守卫。粟裕将军巧妙运用战术，避实击虚，一举攻克开封。面对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其规模相当于一个军），这样一个师的守军又怎能抵挡得住？
恰逢南京举行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之际，忽闻开封失守的消息，河南代表们遂于夜深人静之际急赴总统府。他们中有的跪地恳求，有的痛哭失声，坚决要求蒋介石收复开封。蒋介石面对此景，亦感无奈，遂下令将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所率领的第5军调遣至开封，以图收复失地。
邱清泉原本在商丘布下战阵，静候粟裕的到来。尽管他深知开封城已是空虚无物，毫无战略意义，但依照命令，他仍需将其重新纳入囊中。
随后，国民党在报纸上宣称“国军收复开封”，然而真相是，粟裕巧妙地绕过邱清泉的后方，一举将区寿年兵团全歼。
与此同时，陈赓率部进攻洛阳，守军亦为一师，且该师主要由学生组成，防御力薄弱，未能抵挡住陈赓的攻势。最终，陈赓成功攻克了洛阳城。
国民党迅速指令18军从驻马店出发，紧急驰援洛阳。然而，胡琏抵达洛水之畔时，却目睹洛水水位猛涨，难以逾越。待胡琏成功渡河，共产党人却又悄然离去。国民党军队屡次无法集结足够兵力，常常陷入被动且兵力分散的困境。
自1948年起，蒋介石方才恍然大悟，着手组建强大的军事力量，意图与共产党展开一场决战。然而，此举已为时晚矣，因为当时共产党已确立其优势地位。
在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准则中，将“集中优势兵力”置于首位。蒋介石是否知晓集中优势兵力的重要性？当然知晓。然而，作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他受到诸多限制，导致他虽然有意愿却力不从心。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独具匠心的第二招便是巧妙地将敌人转化为己方力量，简言之，即对俘虏进行改造。这一策略，正是由陈毅同志率先提出并实践的。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中，我军成功击败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据称，共歼敌3.2万人，然而实际阵亡人数不足1万，俘虏则达8000余人。
彼时，将74师的俘虏集中起来进行分配，不料华东野战军的各纵队纷纷前来争夺74师的俘虏。
得益于74师士兵的高素质，该师被誉为模范师，士兵们接受了极其正规的训练。每一位士兵的文化水平至少达到高小程度，而在解放军中，并非所有连长都具备这样的文化水平。
七十四师八千余名战俘被分配至华东野战军各纵队，陈毅赞叹这些新兵真是大有潜力。
1947年岁末，陈毅同志自山东解放区启程，前往陕北拜访毛泽东主席。途中，他途径晋绥军区。当地的同志对华东野战军的出色战功赞誉有加，并诚挚邀请陈毅同志发表一场报告。
陈毅提炼出了一个关键点：华东野战军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关键在于有效利用了俘虏兵。
俘虏兵实为宝贵之才，其战术素养尤为出色。若招募翻身农民入伍，势必要对他们进行射击与投掷手榴弹等基本军事技能的训练，方可投入战场。然而，一旦俘虏兵加入，他们便能即刻投入战斗，且在战场上表现出色。
在一场对抗敌人的激烈战斗中，连长对操控机枪的士兵大声命令：“开火！开火！开火！”那位机枪手原本是敌方的俘虏，他疑惑地回应：“可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射击？”连长则表示自己也不清楚。于是，俘虏士兵提出了自己的射击方案，连长点头赞同：“那就照你说的做吧。”
陈毅曾言：“你瞧，那些被俘之敌，其才干竟胜过我们连长的水平。”
解放军昔日曾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火炮，其中以山炮为主。在战斗中，他们将山炮与步兵协同推进至阵线前沿，直至距离仅剩两百米、一百米之处。战士们透过炮筒直视目标，此谓“直瞄”。
被俘国民党炮兵观览解放军炮兵们笑谈道：“你们这是在用大炮进行白刃战。”他们将火炮推进至3000米开外，精确计算了射程，确保每一发炮弹都能命中目标。
一旦此类经验得以推广，中央便迅速发布文件，规定今后各部队在抓获国民党战俘时，除重伤及患有传染病的战俘外，其余战俘一律不得释放，应全部充实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之中。
不妨稍作计算，若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各出五人，那么在一场较量中，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比率便为5比4。然而，若将俘虏纳入己方力量，则这一比率便调整为6比4。
这么多共产党军队成员源自何方？其中多数为敌方俘虏。为何这些国民党俘虏能反戈一击，加入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的魅力和实力。
一旦被俘，俘虏兵首先汇聚一堂，倾诉心酸，接受阶级教育。鉴于国民党士兵大多出身贫寒，资深战士们率先登台，讲述地主阶级如何剥削他们，我们为何浴血奋战，旨在为劳苦大众争取翻身解放，以此唤醒俘虏兵的阶级意识。
随后，将俘虏士兵分配至各班。然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确保该班由老战士为主，新兵为辅。在此过程中，严禁对俘虏兵进行歧视或虐待。他们被亲切地称为“解放战士”。
行军途中，班长主动承担起扛枪的重任；而在宿营之际，他又细心地为他们烧制洗脚水。这样的关怀，在俘虏兵的情感世界中，无疑极易引发深深的感动。
国民党官员级别越高，压力便愈发沉重，然而共产党官员的作风却迥然不同，班长与连长们皆以关怀战士为己任，从情感层面而言，即便是俘虏兵也更容易接受改造。
在立功的评定上，对待俘虏兵与解放军的老战士秉持同等标准，此举极大地激发了俘虏兵的斗志，使他们与解放军战士一同为立功而奋勇拼搏。
刘伯承培养了战士王克勤。原为国民党麾下的机枪手，经俘虏后加入我军，不久便因战功显赫晋升为班长。
王克勤堪称出色的军旅英才，他所率领的部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而且在激烈的对峙中伤亡率极低。刘伯承元帅独具慧眼，视他为二野的英勇战斗英雄，予以表彰。
王克勤在战争中英勇捐躯，刘伯承将军因此深感悲痛。王克勤，曾是国民党俘虏兵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上午捕获的俘虏，中午即可编入解放军行列，下午便能投入战斗。
国民党相较共产党，实难望其项背。国民党征召壮丁后，需经过一番整训与整编，方能投入战场。这一过程至少需时半年，往往刚开战便已向共产党赠送了战果。随着战事推进，国民党愈发感到亏损严重。
1947年5月，74师在孟良崮之战中被华东野战军彻底消灭，这一消息令蒋介石深感悲痛。尽管如此，他仍旧保留了74师的番号，并在江南地区重新集结力量，最终成功重建，使之成为74军。
1948年10月，74军踏上淮海战场的征程，直至1949年1月，在陈官庄战役中，该军再度被共产党所击败。
蒋介石历经一年的辛勤训练，终于踏上战场，然而，短短数日便不幸失利。
共产党凭借此法持续扩充其军队规模，短短一年多时间便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相持平。
毛泽东曾指出，我军的人力与物资补给，主要源于前线战场，主要通过俘虏国民党士兵、缴获其武器装备，以此不断扩充与增强人民解放军的实力。
彼时战事异常惨烈，淮海战役首阶段，粟裕指挥的主力部队与黄百韬的兵团在碾庄展开激战，此乃……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激战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最终，华东野战军成功击溃了黄百韬兵团，共歼灭敌军7万余人。然而，这场胜利的背后，我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人数高达5万之多。
当时，华野某连遭遇了220人的伤亡，而该连的编制仅120人。尽管连队持续奋勇冲锋，不断补充兵员，但伤亡人数竟已超出了编制数。
1949年3月，粟裕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淮海战役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及了1948年10月济南战役中所俘获的士兵，其中不少人在1949年1月陈官庄战役爆发时，已崭露头角，晋升为副排长之职。
在共产党面临重大伤亡的情况下，他们通过不断吸纳俘虏兵来补充力量，而国民党则是在战斗中损失兵力，呈现出有去无回的态势。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力对比自然会出现快速的变化。
众人或许会疑问，共产党能够转化战俘，那为何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呢？
在孟良崮战役的硝烟散去之后，蒋介石紧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了一场军事研讨会。在会上，他深切反思了74师败北的种种原因，并指出其最大失误在于使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
在涟水战役中，我军74师成功攻克了涟水城。彼时，驻守涟水的正是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然而，在战斗中，该纵队有300余人被张灵甫所俘。张灵甫将我军俘虏编为辎重队，负责运送大炮和粮食。
蒋介石坚决表示，绝不可采取此措施，绝不能信赖共军的战俘，而张灵甫却轻描淡写地回应，无需过分担忧，他们并非要编入战斗部队，他并未对此事予以重视。
在孟良崮战役爆发前夕，国民党军以10个师的兵力沿一线向北推进。张灵甫率领的独立师却率先行军两天，将主力部署于孟良崮，而重炮部队则安置于山下的垛庄。陈毅与粟裕敏锐地把握住张灵甫孤军突进的两天机会，迅速调集六个纵队共15万大军，将张灵甫的3万部队团团包围。
扑垛庄的敌手正是王必成的六纵部队。敌军士兵见状，一经察觉所属部队的到来，便瞬间哗变。张灵甫的炮兵阵地陷入混乱，而我华东野战军则轻松占领了其重炮阵地，随即转向炮口，对孟良崮山猛烈轰击。
张灵甫这时才意识到犯了重大错误。
孟良崮山岭光秃，植被稀疏，弹丸落地，石块飞溅，足以致命。张灵甫在绝境中孤军奋战了三日，最终，74师全军覆没。
陈毅与粟裕目睹国民党军队四面围攻，不及清理战场，便在夜幕下迅速撤退。孟良崮之地的乡亲们言，战事结束后，当地民众直至三个月后仍不敢涉足山林，山上山下尽是尸体横陈。
蒋介石借此教训对国民党进行警示，故而国民党无法效仿共产党的策略。至于共产党在改造俘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野战军皆有所掌握。无论是对待俘虏士兵还是国民党军官，他们都有成套的应对之策。
将对手转化为朋友是共产党的独特策略，共产党究竟可以达到何种境界？在昔日，东北野战军的后勤堪称一流。我曾向东北野战军的资深战友询问，当时东北野战军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后勤支持，包括完备的军医院、军工厂以及军事院校。
四野的老一辈们言道，该区域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日本人出身，听闻此言，我不禁为之愕然。
抗战胜利之际，东北野战军十万战士踏上关东征程，却未携带后方补给与医疗设施。在四平之战后，众多将士转战北满，抵达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然而，众多伤员亟待救治，却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困境。
四野政治部迅速下达了一项紧急命令，要求就地征召医务人员，以组建军医院。
在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医院主要由日本人担任主治医师和护理工作。彼时，四野后勤部长下达命令，要求相关干部负责接管日方医院，并将日本籍的医生与护士强行纳入解放军体系。
那时，我们寻找到哈尔滨规模最大的医院，获取了一份名单。名单上清晰地标注着每位人员的身份：医生或护士。于是，我们前往关押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从火车车厢中强行将他们带走。当时，共征召了超过8000名医生和护士。
起初，这些医护人员是被迫为解放军提供医疗服务的。当解放军发现为他们治疗的是日本医生和护士时，感到十分惊讶。最初，军医院里的每一位日本医生和护士都曾遭受过伤兵的殴打，他们只能默默忍受。
黄克诚见状，深知必须阐明政策。我们应当明白，只要这些医生和护士愿意为我们效力，无论他们的思想是否与党保持一致，都应予以优待。我党的干部以高粱米为食，而日本的医生和护士则享有大米之供，我党的干部并无额外津贴，而日本的医生和护士则按照原有待遇领取工资。如此一来，我们便成功吸引了日本医生和护士的加入。
随后，这些日本医士与护士们加入了众多野战军的行列，并肩参与了辽沈、平津、渡江以及衡宝等一系列战役，直至抵达海南岛。
在医疗工作者与护理人员之外，军工领域亦不容忽视。随着东北野战军迅猛壮大至百万之众，华东野战军亦迫切需求炮弹。面对这一挑战，决定在东北设立兵工厂。
当时，解放军的核心军工基地位于大连。然而，大连地区正被苏军所控制，国民党军队无法触及。因此，解放军在该地悄然秘密地推进军工厂的建设与发展。
我们均曾拜读过吴运铎所著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在书中提及，在东北地区建立军工厂，具体位于大连市的甘井子区域。昔日，正是此处诞生了一家炮弹制造厂。
吴运铎曾提及，他与吴屏周厂长一同进行炮弹实验时，其中一枚炮弹未能如期爆炸。二人匆忙跑至现场，正欲蹲下观察，不料炮弹突然爆炸，吴屏周厂长不幸当场丧生，而吴运铎则身受重伤。
在实地走访并研读当地军工厂编纂的厂史后，我才恍然大悟，这场灾难性的事故，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技术水平的不足。
由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土八路缺乏正规的金属加工技艺，所制作的炮弹撞针表面存在毛刺，不够光滑，以致于难以顺利拉动。
最终，我们不得不依赖日本人的技术。那时，我们将驻扎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术人员集结一处，其中不乏制造火药的行家里手，炮弹壳制作的高手，以及精通冶炼技艺的专家。通过汇聚这三十余名日本专家，他们共同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核心。
我国首个航校，东北老航校。首批顶级飞行员，诸如日后晋升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均由日本教官悉心培养而成。同时，我国首批女飞行员亦出自日本教官的门下。
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确实强大，它甚至能够将日本人培育成坚定的革命战士。
这段历史过往一直处于保密状态。1946年，日本民众大规模被遣返，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又有另一批日本人被送回祖国。在这批人中，大部分系我党所用，他们以掩护身份被安排回国。
归国之际，务必令他们卸下军装，销毁档案，并将所获之勋章尽数收回。
步入90年代，昔日的日本老兵们陆续重返故土，探望曾经的部队。为此，总政治部特下指示，重新打造奖模，为每一位曾在四野战斗过的日本老战士颁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并额外授予一枚1955年授衔时发给营级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以示对他们的再次表彰。
随后，我采访了这些年逾八旬的日本老战士，尽管他们年事已高，但言谈间依旧流露出上世纪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风格。
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展现的将敌对势力转化为盟友的巨大能量与作用，实乃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与高度评价。
第三项，共产党具备卓越能力，广泛动员民众力量支援战争，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人民战争”。
谈及此事，众人心中顿时浮现出那车轮滚滚的壮观景象，的确，那是一个气势恢宏的时刻。
在正史记载中，淮海战役被形容为“六十万解放军吞噬了八十万国民党精锐”，这样的表述在历史叙述中确有依据。然而，若要精确计算，这样的说法并不恰当。
淮海战役并非简单的以少胜多，而是凭借我们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成功击败了国民党方面80万大军。
国民党高级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与黄维一同在双堆集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在回忆录中，杨伯涛描述了自己被带离战场的经历，他目睹了解放军后方景象：众多百姓踊跃助战，有人为解放军推车，有人照顾伤员，有人烹饪饮食。他指出，这在战场上是前所未见的。与国民党不同，国民党后勤完全依靠自己，使用卡车运送补给，何曾有过如此众多民众参与到战争中来？
淮海战役中，动员的民工高达220万人次，再加上60万共产党正规军，这样的兵力与国民党的80万相比，多了多少呢？
共产党之所以能汇聚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在于其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国民党组织结构极为松散，松散到何种程度？以至于加入国民党变得极为容易，甚至可以成批集体加入。
然而，共产党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其组织网络遍布解放区的每个村落，毫无遗漏。在每一座村庄中，都设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装委员会、妇女救国会，乃至儿童团。这五大组织构成了严密的网络，将每一位村民纳入了全面的掌控之中。
故而出征的民工皆由组织统一派遣，并且各自承担明确的职责。共产党擅长调动民众力量，构建起自身的战争体系。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为前线提供支援的民工人数均超过了百万之众。
征兵问题很重要。
国民党主要依靠征召兵役制来扩充军力。据一张由英国记者拍摄的照片显示，一位老者正试图在国民党的招募新兵队伍中寻找自己的儿子。而在共产党一方，则描绘出骑马佩戴花朵、光荣加入革命队伍的画面，这种描述是否真实呢？
继而，我研读了一系列资料，愈发感受到人类，尤其是农民，从内心深处便抗拒战争的侵扰。
观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我们得以见证，东北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赢得了土地，他们满怀热情地志愿参军，以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他们骑马携花，豪情万丈地踏上征途。
后来我意识到这不妥，农民们通常只关心家庭温暖，拥有土地、住房和牲畜后，让他们再去参与战争，这似乎不太可能。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愿意这样做。
此后，我发现了一则资料，记载了1948年初中共中央向东北局下达的一项指令，该指令要求东北局在六个月内务必组建由100个团组成的二线兵团，以增援东北野战军。
鉴于林彪与陈毅的境遇各有差异，且在辽沈战役爆发前，东北地区并未经历大规模的战役，亦未曾大规模俘虏国民党军队士兵，因此，毛泽东作出指示，命林彪筹备组建一支由100个团组成的新兵部队。
这100个团来自翻身农民。
林彪曾发出一项指令，勉励各地干部成为推动革命事业的兵源开拓者。
如何实施征兵？当时，征兵名额具体分配至各县域和村落，该村庄需征召十几名兵员。村党支部书记与村长会将符合年龄的青年召集起来进行宣传教育。
这群青年静坐在热炕之上，缄口不言，不表任何立场。支书只得命人不停地生火加热，直至炕上温度攀升，难以忍受。终于，其中一人忍耐不住，一跃而起。如此一来，报名的信号便已发出。不一会儿，其余青年纷纷效仿，纷纷跃起，纷纷踏上征途，以骑马戴花的英姿投身军旅。
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
相较之下，同样是征召士兵，为何共产党的战士敢于直面战场？随着解放军屡次取得胜利，新兵们逐渐壮胆，蜕变为经验丰富的老兵，这正是通过实战磨练的结果。共产党在发动群众工作上确实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共产党在发动群众投身人民战争的过程中，不仅号召参军入伍，更有一招高明之策。
众所周知，1948年的上海生活困苦至极，物价如同脱缰之马般飙升，民众生活陷入困境。粮食和煤油等基本物资难觅踪影，银行门前挤满了焦急等待兑换金圆券的民众。
非蒋介石所愿见百姓陷入此境，根本症结在于物资匮乏，米粮与布匹俱告罄，这才导致物价飞涨，奸商遂趁机囤积居奇。
1948年伊始，共产党已基本掌控东北、华北及江淮地带，而国民党仅能维持对长春、沈阳、北平、济南等主要城市的统治。
这表明共产党掌握了全国100%的煤炭资源，以及超过80%的小麦和棉花生产区域。
彼时，解放区亦深知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节节攀升，法币与金圆券持续贬值。共产党遂采取最为朴实的应对策略——回归自然经济，摒弃货币的使用。广大农民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流，将粮食兑换成鸡蛋，再将鸡蛋换取煤油，以此抵制伪币的流通。解放区。
共产党制定了多项政策，并发布了数份清单，其中包括：允许出口的清单、禁止出口的清单、允许进口的清单以及禁止进口的清单。
何种货物禁止出口？年代久远的古物可流向国民党管辖区域，但那时谁会追求古董？粮食和棉纺织品则严禁出口。
煤油、纸张、药品等物资得以从国统区流向解放区，只因解放区缺乏此类生产。然而，禁止进口的物品则颇为繁多，解放区对奢侈品并无需求。
一举之间，便将国统区彻底压制，这正是所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真谛所在。
国民党的主要城市面临物资短缺，却未出现价格上涨和民众恐慌，这难道不令人疑惑吗？
上海的情形愈发狼狈，1949年1月，蒋介石退居幕后，上海市民公推杜月笙致信毛泽东，恳请以上海工业制品交换开滦煤矿的煤炭。毛泽东予以批准，旨在维持上海的稳定，避免其陷入崩溃的境地。
在蒋介石退隐政坛的数月间，上海与唐山之间的开滦对开轮船，源源不断地将煤炭运抵上海，以此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
国民党何时能够垮台？它们已经丧失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如今，解放区掌握了物资资源，且共产党对资源的掌控极其严格。
共产党接管了上海，上海的商人们再度活跃起来。面对物资短缺的现状，他们纷纷提高商品价格。
抵达上海后，陈云着手展开了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鉴于当地商人偏爱投机，他果断从东北和华北调集了大量粮食和布匹，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上海。
上海的商界人士目睹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官方运送而来，便放开了胃口尽情享用，却未曾料想共产党所采用的举国体制借助共产党所控制的广阔解放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物资至上海，以此支撑起这些商人的经营。
商人的资金毕竟有限，一旦耗尽，便只能将货物囤积于仓库，静待价格上涨。然而，共产党所供应的布匹与粮食却源源不绝，价格日复一日地下跌，直至商人的耐心与承受力达到极限，不得不选择降价销售。
共产党进驻上海，向商界展示了一记有力的警示，让所有人领略到了党的威严与力量。
这并非政策之过，根本症结仍在于经济根基。共产党唯有牢牢掌控这些经济基础，方能奠定天下之基。
末尾一点，共产党在情报搜集、渗透活动以及策反工作方面，无不细致入微，无处不在。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掌握了情报来源的一方往往能够占据胜利的先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国民党败因在组织松散，缺乏统一。政审档案无需存档，无论政府机关或是机密部门招募人员，只要凭借朋友的引荐，便可轻松入职。
在抗战岁月里，共产党便巧妙地把握住了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向国民党内部派遣了众多地下党和情报工作者。彼时，他们的使命是长期潜伏，直至关键时刻方才显露身手。
毛泽东毅然率部转战陕北，尽管中央机关可以撤离，他却选择坚守，毛主席留在陕北，以此牵制胡宗南，并宣称胡宗南亦需服从毛主席的调度。
此后，有人创作了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载了毛泽东在陕北坚守岁月逾一年之久。实际上，毛泽东是一位极为谨慎的领袖。
在参观毛主席的居所时，我深刻感受到，毛主席绝不在生命安全上冒险。记得上次我前往甘肃的哈达铺，那里的毛泽东住所旁有一条蜿蜒的小径直通后山，一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迅速隐蔽。而在西柏坡，毛主席的住所距离防空洞仅有咫尺之遥，一旦敌机来袭，他便能迅速躲入其中。
毛泽东之所以坚持留在陕北，关键因素在于共产党内部当时存在一位关键的秘密工作者。熊向晖系胡宗南身边中共情报员。
胡宗南的密秘助理实则系我党成员，此等情况下，何来秘密可言？在胡宗南对陕北发起攻势前，熊向晖便已通过情报渠道将作战蓝图传至中共中央，使中共对局势洞若观火。鉴于此，毛泽东毅然选择留守陕北，进行战略转移。
毛泽东采取与常规相反的策略，在陕北地区进行游击战。胡宗南预测毛泽东将跨过黄河，然而毛泽东却选择向西北方向进发，前往安塞地区，与胡宗南进行迂回作战。这一举动，正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结果。
当时，几项条件需同时满足。首先，是那片黄土高原，其显著特征便是水源稀缺。鉴于大部队必须寻觅水源充足之地安营扎寨，胡宗南的部队一旦出动，便可根据行军距离推断出今晚将在何处驻足。换言之，他们必须选定一个具备水源的村庄作为宿营地。
毛泽东率领的精锐小队昼伏夜出，巧妙地规避了国民党飞机的侦察。同时，他们保持电台的静默状态，有效躲避了国民党技术侦查的耳目。
至关重要的是，陕北的乡亲们绝不会背叛，而新区的民众若遇到困境，则有叛变的可能，这一点尤为关键。
毛泽东，凡人而非神明，其选择留在陕北，实乃经过深思熟虑与周密筹备之结果。
先谈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再论策反。
在关键时刻，共产党所安插于国民党的钉子愈发显现其影响力。
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体系结构完整，其首脑人物为社会调查部康生与李克农共同负责此项任务。在各野战军的政治部之下，设有专门的敌军工作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潜入国民党内部，建立秘密战线。此外，还有城市工作部城里搜集情报的人；还有联络部这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点，负责传递情报。这三个组织结构严密，运作高效。
近期，我军精心编纂了两部重量级著作——《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追溯至1946年3月的莱芜战役，彼时驻济南的王耀武命李仙洲率三军，与张灵甫所部南线协同，旨在将陈毅、粟裕部围困于沂蒙山区。然而，陈毅、粟裕果断决策，先行发起对莱芜的攻击。
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与中共有联系，面对战事，他咨询对策。中共联络员回应称，一旦开战，他应选择战场撤退。
韩练成这一逃逸，他的部队顿时陷入混乱，李仙洲所辖的三个军亦随之陷入一片慌乱。然而，陈毅所率领的主力部队仅耗时一日，便成功击溃了国民党方面的三个军，共计五万余人。
闻知莱芜战役的消息，王耀武怒不可遏，痛斥道：“我的五万大军竟在一日之内灰飞烟灭，就算我放养五万头猪，恐怕也足以让共军忙碌一周之久。”
关键时刻，你却给我带来了混乱，尤其是在沙场之上，对此我束手无策。
数年后，轮至王耀武亲自面对挑战，在济南战役中与我军正面交锋。我方成功策反了吴化文，而他并非王耀武的亲信，王耀武却命他镇守西线。王耀武身居城内，而将吴化文置于城外，吴化文不禁抱怨，这难道不是把我当作挡箭牌吗？
我党成功策反了吴化文的妻子，济南战役一经爆发，吴化文即在城外发动了起义。这一行动瞬间在王耀武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王耀武尚未来得及弥补这一空缺，人民解放军便展开了攻城战，迅速攻克了济南。
在淮海战役的启幕之际，负责守卫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何基沣与张克侠，实则为我党地下党员，自抗战时期便已秘密入党，他们如同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秘密棋子。至此时，二人毅然发动起义，迅速开辟了运河大路。
粟裕随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战机的关键时间窗口仅为四小时。若何基沣与张克侠未能及时起义，我军在运河地区将浪费宝贵四小时，届时便错失了围歼黄百韬的绝佳时机。
即便在最高权力机构，南京的国防部门亦设有我党的情报潜伏者。我党的情报工作之强大，以至于在蒋介石撤离大陆之前，我们的情报人员已提前抵达台湾。
彼时，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最高长官为吴石。曾在《老照片》杂志中披露过一幅吴石被处决前的照片。
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
我所查阅的攻台备战资料中，一份详列了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的驻防情况，另一份则记录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的住所。显而易见，当年国民党已着手准备再次逃离。而这些情报人员部分已半公开身份，积极游说高官，策动起义。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我们的攻台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在台湾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
我们的技术侦查和密码破解能力同样卓越非凡。追溯至红军时代，我党便已展现出破译国民党密码的高超技艺。
随后，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仁深怀感激之情，于西柏坡时期与他们合影留念。在照片中，中军委二局的同志被安排居于中央，此举彰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高度尊重。
这些破译密码专家多么勤奋？那就是依照汉字的古韵顺序进行排列，且每日都会发生变动。为了精通古韵，总参二局的一名干部甚至能够将整部《康熙字典》熟记于心。
另有干部投身于对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的研究，这些电报皆以文言文书写，为此，他深入钻研明清时期的书信往来。谁说共产党缺人才？
战争是一场多维度的角逐，然而其最终结果却带有某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我创作《中国的1948年》的初衷，正是为了向读者呈现一系列珍贵的史料。未来，我将继续对这部作品进行修订与补充。
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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